《吉人天相李书福》节选连载(12)研究院的故事

分类: 知识笔记 发布时间: 2026-10-30 22:30:30 浏览: 349 次

原创李钢

期待“大樟树”

吉利的快速发展,汽车研究院是功臣。从2006 年到 2019 年,吉利汽车销量从20 万量级提升至 150 万量级,背后重要的推手,是研发体系逐步升级的 吉利汽车研究院。

剖析了研究院的巨大作用,发现其实归功于李书福的人才战略。

李书福曾经在媒体的采访里,讲到吉利用人的理念:“用人一定要形成一片森林,可以先有几棵大樟树,带小树苗一起成长,让小树苗也能成为大樟树。”

他说的“大樟树”,有的是引进移栽的,有的是自己培育的。

十三年的时间,吉利汽车研究院经历了三任重要的领导者—赵福全、冯擎峰、胡峥楠。他们续写了吉利汽车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的故事。

吉利成立汽车研究院,最早是为了造发动机。

2001 年吉利拿到造车许可后,第二款车型“美日”投入开发不久,配套的是天津丰田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供的 8A 发动机。

到上市前夕,新车宣传打出去了,供应商要涨价,一台发动机从1.7 万元涨到 2.3 万元。当时吉利卖车策略是低价走量,一辆新车才 5 万块,发动机一涨价,车子就得赔钱卖。

被这么一刺激,吉利马上在浙江台州成立了发动机公司。造完发动机,还要造变速箱,要继续搞新车的研发。李书福认识到,不把核心技术握在自己手里,根本“没戏”。

于是,李书福决心建设自己的技术体系,2003 年,吉利在台州临海成立了汽车研究院。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院,其实还是很土的,谈不上什么体系建设和科学管理,主要是因为缺乏领军人才。

赵福全:体系建设的奠基者

赵福全,1963 年生,在日本广岛大学读完博士以后,他在 1997 年加入克莱斯勒,此时刚好李书福准备造车。

两年后,赵福全晋升高级专家。2003 年,赵福全已经做到戴姆勒 - 克莱斯勒美国技术中心的研究总监,是美国华人汽车圈的佼佼者。

2004 年,赵福全回国,出任华晨金杯副总裁。2006 年 11 月,赵福全加入吉利。到年底,他就接管了吉利汽车研究院。

2006 年至 2013 年,这个时期赵福全带领下的吉利汽车研究院,主题可以说是拓荒和体系建设。

从日常行政规范开始推行标准化管理,在欧美和日系车企都有这样的传统。

1998 年广汽和本田合资后,日方到了广州工厂,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厕所。赵福全推动的标准化管理,细致到办公室植物的摆放、门牌门卡的设置,都安排人制定成手册文档。赵福全对当时《商务周刊》的记者说:“垃圾堆里设计不出好车。”所以,一切都要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

2006 年的吉利汽车研究院只有 300 多人,而且大专生比例很高,人员能力提升和技术标准化,对赵福全来说都是当务之急。

转年年初,赵福全开始整顿研究院内部设计流程的标准化。当时吉利所有在产的车型,包括上市没多久的自由舰和远景,设计文件中零部件的数模不全,标准也不统一—图纸不统一,就没法使用通用零部件;而技术标准不一致,就不能执行统一的测试标准。

这一年,吉利陆续补齐了所有在产车型的设计文件,统一了设计和技术标准。随后,赵福全大张旗鼓地动员研究院半数以上的人员,参与编制了几十本技术手册。

这为吉利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设计改进打下了基础,同时也为研究院实行矩阵化管理提供了可能。

全矩阵化管理是吉利当时研发流程中的一大特色。在我对赵福全的专访中,他的许多观点我深以为然。

相对于很多车企采用的项目组形式,吉利的做法是,将一个整车研发的任务拆解成若干子任务,不同的研发部门针对性地完成各自子任务的设计。

这样一个整车的设计,就像流水线一样,能够从一个部门流转向下一个部门,同时新的整车项目又从流水线的上游被推进来。

吉利这个时候的研发体系,可以说是既有标准化规范,又符合特定阶段的实际情况。

在人才短缺、研发基础薄弱的情况下,技术手册、技术标准的制定,保障了基本的出品品质;同时因为流水线式研发,研究院的基层技术人员无论参与多少项目,都专注在一个种类的研发上,这样提高了专业能力和效率。

赵福全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国外研发经验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,摸索出一整套适合自主品牌的正向开发体系。

这在我国自主品牌基本是逆向研发的年代,确实起到了行业引领的作用。

这套体系,包括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、硬软件能力提升、产品开发流程与设计标准、持续的知识积累及产品的平台化、模块化开发理念,通过在华晨金杯和吉利实施和推广,帮助两家企业形成了自主创新的“造血功能”。这套方法论也为行业树立了自主研发的标杆。

赵福全主张的平台化,开始不被人们理解,其实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,才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方向。当然,十年后的今天,吉利拥有的CMA模块化架构,是另一个量级了。

其实,李书福在此之前就已经领悟到,并且在一些场合不断提起“模块化”。他“挖”赵福全到吉利来,实现“模块化”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。从平台化到模块化架构,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在那个历史阶段,实践上需要一步一步走。在一个自主品牌的民营企业,老板有这个超前认识来指导企业发展,实在难能可贵。

吉利那几年最畅销的车型是帝豪EC718。在赵福全来吉利之前,帝豪项目是由安聪慧带领冯擎峰研发成功的。后来因为这个项目的延伸,冯擎峰带着当时帝豪所有的研发人员并进了研究院。

赵福全在吉利期间,整合创建了吉利全新的技术体系,把几百人的研发团队扩展到2500 人,使吉利完全具备了整车、动力总成和核心技术的正向开发能力,先后推出了全球鹰、熊猫、GX2、GC7、GX7、EC8、英伦 SC5-RV、SC6、SC3 等系列车型。

特别是在安全方面先后在C-NCAP 测试中拿到了自主品牌的首款 A00 级五星和迄今唯一的“超五星”成绩,可以说,赵福全和他打造的吉利汽车研究院,支撑吉利汽车的销量从 15 万辆攀升到 54 万辆。

赵福全还深度参与了吉利的三次重要海外并购及并购后的整合运营。除了广为人知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外,还包括澳大利亚DSIH 变速箱公司、英国锰铜公司。

我记得很清楚,当赵福全在车展上用中英双语分别讲演时,人头攒动的吉利展台前不时有人惊叹:“看人家吉利,真牛,国际范儿的民企!”带着国际范儿的赵福全,真给彼时还稍显孱弱的民营企业吉利赚足了面子。

后来赵福全离开了吉利,变身清华大学(车辆与运载学院)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之后,又是一番旖旎风景。

冯擎峰:帝豪诞生记

冯擎峰,1972 年生,1997 年他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,两年后加入吉利。如今在吉利自己种的树苗里,安聪慧和冯擎峰都是“内生人才”,成为相继成长起来的两棵“大樟树”。

尽管当时自由舰和远景在市场站稳了脚跟,开始接替豪情、美日、优利欧车型“老三样”,但是李书福一直希望打造一款一炮而红的车型。雄心不已的安聪慧带领冯擎峰厉兵秣马,在 2006 年启动了帝豪 EC718/RV 项目。

冯擎峰作为北仑帝豪EC718/RV 项目研发工作负责人,主持推进整个项目的研发,是项目研发过程及工厂建设中的总协调人。

在他的带领下,团队从最初的三人队伍逐步扩大至近千人,带领团队开展产品研发、SE 工程、供应商确定及工厂设计等工作。

此外,他推行的“项目计划树管理”方式,加快了设计进度,缩短了设计周期,提高了工艺性数据的准确性,降低了模具及工装变更的风险。

这种管理方式,提倡与配套厂家进行前期细致交流。从项目启动之日起就要求配套厂家全面参与,不仅加深了吉利设计人员对产品制造工艺的了解,更提升了自身的设计能力,最终促使该项目得以圆满成功。

当年的帝豪EC718,在设计上兼顾了国内的 C-NCAP 五星安全标准和欧洲的 E-NCAP 四星安全标准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,EC718 在国内同级别车型中首次引入了行人保护的理念,四气囊和侧气帘充分考虑了行人保护和各向碰撞问题。

吉利发明了位于世界前沿的BMBS,上了各大媒体重要版面。这也是帝豪EC718 在安全配置上的突出亮点,使其成为一款不怕爆胎的轿车。以当时吉利的技术实力,研发这么一款车是具有相当难度的,理论上需要一支人员众多、经验丰富的队伍。

据亲历项目的员工回忆:“团队干劲十足,人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,有时候晚上一干就是两三点,早上八点又能准时上班。冯总身先士卒,带给了团队旺盛的士气。”

研发设计过程中,自然免不了碰壁。工程师做出的数据很漂亮,但装车过程中问题接踵而至,匹配的问题尤其明显。当时,冯擎峰非常重视CAE 仿真分析,聘请了行业资深人士,指导解决一系列的匹配问题。而正是由于吉利对CAE 能力的布局够早,才造就了今日吉利全面强大的 CAE 能力。

EC718 装车阶段,冯擎峰还提出一个要求,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让第一负责人亲自去装车现场看。问题源头所在、症结所在、问题如何闭环,都需第一负责人全面跟踪。自那之后,问题管理相应的流程和标准也逐步建立起来。

无独有偶,在样车试驾之后,时任EC718 项目经理的李传海(现任吉利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、吉利品牌研究院院长)鼓励大家多给车子提问题。他提出“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”的理念。很多人觉得问题改得差不多、没大问题就行了,但李传海觉得不行,他认为国人对国产车的认知需要改变,需要把“差不多就可以”的观念修正过来。

在当时两厢车并不多的情况下,EC718 设计了三厢与两厢两种形式,这是冯擎峰所坚持的。然而,对于当时的团队而言,这便好比同时开发两款车型,项目压力无疑更重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三年之后,EC718 上市,两厢车型一炮走红,市场销售火爆。

自2009 年 8 月上市,帝豪 EC718 及其后续改款车型,都取得了不俗的市 场表现,取得了近年来自主品牌在乘用车市场的一个又一个“销量奇迹”。

截至2016 年 8 月,吉利新帝豪单一车型累计销量突破 100 万辆,成为中国轿车历史上第三款单一车型突破百万销量的轿车。截至目前,帝豪总销量迫近 300 万辆大关,连续八年稳居中国轿车销量冠军,是唯一跻身中国轿车前十乃至前五的中国品牌车型。

这个时期,冯擎峰作为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,认为发展阶段不同了,又对此前研究院矩阵式研发模式进行了调整,变成以项目组为主,通用支持部门为辅。

项目制的好处是,研发人员能够在整个项目周期3—5 年的时间内跟一款车型走完研发过程。研发人员与车型的目标市场更能贴近,车型的成功与否也与研发团队的业绩更为紧密。就像现在其他领域操作的“首任负责制”,一个团队从头至尾,负责到底。

项目制因此也增加了研究院对开发人员的需求。从2013 年到 2017 年,吉利的全球研发人员,从两千多人增长到一万两千人。

2014 年的一次内部饭局上,项目团队向冯擎峰反映,吉利还是在自己摸索着往前走,缺少科学完整的研发体系。自那之后,冯擎峰下定决心搭建体系。

2016 年,吉利 NPDS 开发体系正式导入,并在研发过程中逐渐成为值得信赖的流程理念。

冯擎峰在2016 年的时候,总结过这个阶段吉利造车的思考:吉利一开始造车,是跟随策略。竞品有什么我也做什么,时间长了就发现跟在别人后面,很难取得优势。

如何才能有优势呢?如何洞悉用户的需求,在洞悉需求的基础上如何提高性价比呢?

于是,工程师跑到4S 店,和各个品牌汽车 4S 店里的用户聊,关注用户需要什么样的功能,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功能。

把用户的需求转化成面向工程的、可量化的语言,同样重要。需求定义明确后,在产品体系中进行开发,最后投入大量的时间去验证测试。

冯擎峰功不可没。2016 年,他升任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技术官,并在两年后又出任路特斯集团首席执行官。

胡峥楠:打赢SUV翻身仗

有人说:“博越之于吉利,正如哈弗 H6 之于长城。”

牵头博越开发的胡峥楠,是1975 年生人,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。

胡峥楠很早就开始创业。不到30 岁,他就与另一名合伙人王珣一起,创办了汽车设计公司上海龙创。

早期,自主品牌车企开发车型,都是通过与第三方设计公司合作。龙创在这样的合作开发中,积累了大量的整车开发经验。

2004 年,龙创帮助比亚迪完成 F3 开发的逆向工程,样板是丰田的花冠。

比亚迪F3 在 2005 年上市,也是国内最早进入的百万辆销量俱乐部的车型之一。

龙创参与开发的另一款百万辆级别的神车,成就了长城的哈弗H6。

2012 年 6 月底,胡峥楠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龙创。他在微博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: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“做一款可以让中国制造足以自豪的好车”就是胡峥楠当时的梦想。他加入吉利不久,就担任了博越项目的总工程师。

2014 年,吉利宣布又一次战略转型,新的品牌使命设定为“造每个人的精品车”,这是从“造最安全、最环保、最节能的好车”进化而来,内涵更加深厚,外延更加宽广。这也意味着吉利造车进入 3.0 时代。

作为3.0 时代的代表作,除了轿车博瑞,就是 SUV 博越。吉利又一次战略转型后的第一款SUV 能否成功,既关系着吉利 SUV 的未来,也关系着胡峥楠能否靠 SUV“圆梦”。

博越,寓意为“博采众长,超越非凡”。在 2016 年那个时间节点,国内 SUV 市场份额似乎被瓜分殆尽。在广大消费者心中,“轿车买吉利,SUV 买哈弗”,成了约定俗成的固有印象。

看来,博越这一场“翻身仗”不好打!

胡峥楠曾这么描述:“对于吉利而言,悲观一点来说,如果博越不成功的话,吉利未来在 SUV 领域的发展将会变得十分扑朔迷离。博越上市之前,吉利在SUV 市场上建树不多。可以说,博越体现了吉利进入 SUV 市场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的决心。”

在博越项目开发之前,吉利曾将两辆SUV 车型 GX7(内部代号为 NL-2)送交沃尔沃做第三方评测,沃尔沃则返回了针对 167 项问题的详细报告,这 167 项问题,就成为博越开发过程中一项项等待攻克的难题。

从博瑞项目开始,吉利通过向沃尔沃学习,执行了新的整车工程标准,包括零部件标准、系统标准和整车标准。博越的研发比博瑞晚一年,也让博越有条件搭载更多的技术。

博越的车型总监崔强,曾谈过博越的可靠耐久性话题。他说道:“俗话说‘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’,这部分性能开发是一般的试验条件很难充分验证的,需要在极端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完成。”

他说:“我们平时做的这些极限测试,一种是为了压缩开发周期,人为地提高试验条件,如强化耐久、腐蚀这一类;另一种是要保证用户在极限条件下车辆的正常使用,如三高试验。这部分性能好多主机厂验证并不充分,为了缩短开发周期,减少开发投入,经常拿用户做试验,所以才有了市面上各种‘质量门’。

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。一方面,从我们研发试验的角度来说,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结果。另一方面,从使用人的角度来说,当你真的走一次可可西里无人区、翻越一次唐古拉山口、走一次林海雪原,你就会深有体会。而你的体会将来就是客户的体会。我们要造每一个人的精品车,就必须坚持做好各项测试。”

在早期,博越的动力系统标定一般是由供应商来完成,后来胡峥楠进行了调整,决定自己来做动力系统标定。

博越的座椅初期开发完后,前后大改了四轮。最后一轮修改,是因为一位女性在试驾的时候提出来缝线的位置不好。如果夏天穿短裙,上下车时缝线会磨着腿。于是,所有的缝线位置都重新做了调整,避免跟人体摩擦。LED 大灯和语音中控大屏,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配置,只有一些高档车型才会配备。对于博越的定位而言,显然可以不用如此豪华的功能,更何况,博越已经面临成本超标的问题。

当项目组左右为难的时候,胡峥楠非常果断拍板:“我们必须要上!”在他看来,这两项是将来的趋势。之后的事实确实也证明了,他的判断非常准确。

车机的语音唤醒系统原本配备的是单麦克风,但测试之后发现语音唤醒功能效果并不理想,双麦克风才能达到更理想的语音效果。然而,成本再一次困住了团队,胡峥楠再次拍板:“钱先放一边,先保证质量和效果。”

2015 年 7 月,离上市时间已经非常接近,胡峥楠再一次意识到,博越将是背水一战—要么出彩,要么被埋没。他调动项目成员,每天加班到半夜,大改了一轮造型,共改动了34 个零部件,将内外饰做了精细化处理。最后一轮造型评审时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八月,胡峥楠和集团各个业务端口的负责人来到了吉利春晓工厂,从下午 1 点开始,顶着酷暑,历时 4 小时终于确定了最终的造型。

博越的第一轮样车出来,安聪慧试驾之后眼前一亮,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,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当第二轮样车试驾过后,安聪慧又将目标提高至“对标合资品牌头部产品”。面对这个目标,胡峥楠与他的团队虽觉目标远大、压力重重,但却被兴奋的情绪包围,决心要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又是一轮改进后,时间已经从酷暑走到了寒冬。在牙克石试驾时,集团领导意识到,胡峥楠带领的这拨工程师打造的这款代号NL-3 的 SUV,即将迎来吉利历史性的成功。安聪慧兴奋了,他说的豪言壮语是:“博越要做中国 SUV性能的 NO.1 !”

当时,博越整个团队有160 多人,其中核心成员 20 多人。到 2016 年 3 月上市前,吉利内部累计投入了 192 辆博越样车进行路测,累计测试行程 260 万公里。南至海南的高湿测试,北至牙克石、黑河的高寒测试,西至西藏的高原测试,以及每年 6—8 月吐鲁番的高温测试,试验人员将车辆放在极端条件下测试,反复验证车辆属性,确保带给用户安全、可靠的品质。

团队印象最深的一次路测在2015 年,胡峥楠带着七名试验工程师、三辆测试车挑战唐古拉山,沿着海拔 5000 米的高原公路行驶。

没想到,车没倒下,人先倒下了。50% 的氧气含量,常常让他们感到呼吸急促、眼珠发胀、头疼欲裂。高原康、西洋参、红牛、氧气等都用上了,他们依然感到呼吸困难,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到那曲时,胡峥楠和崔强的血氧含量已经接近极限,再不处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返程时,队长柯良能又因缺氧而倒下。至今,他们对唐古拉山之行还有深深的恐惧感。结果最终揭晓,博越上市,一炮走红,2017、2018 年连续两年都是吉利所有车型的销量冠军。截至目前,博越累计销量接近百万辆,彻底改变了中国市场 SUV 的格局。

战略的指向需要一群有拼劲的人去落实。博越上市时,博越的动力集成负责人在朋友圈这么描述吉利的工程师:有梦想、知使命、敢担当、能打赢。这是吉利工程师的真实画像,也是产品火爆背后的核心精神。

在冯擎峰升任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技术官后,胡峥楠接棒成为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。

博越之后,吉利的产品全方位发力,研发实力蒸蒸日上,产品市场表现抢眼。到目前,已经形成帝豪家族、远景家族、博瑞GE、博越家族、缤越缤瑞、领克家族、星越、ICON、嘉际、几何等全方位产品矩阵。

其中BMA 基础模块架构下的首款 SUV、专为年轻消费者打造的一款高性能、高颜值、高智能的全球战略车型—缤越,自2018 年 10 月上市以来,就引爆 A0 级 SUV 市场,2019 年全年销量突破 13 万辆,创造同级销量最快突破10 万辆的纪录,成为新一代“中国钢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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